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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新聞 | 《新聞記者》發布2019年十大傳媒倫理問題

2020
02/04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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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民晚報

2019年,《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出臺、《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修訂發布,顯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對社會道德及傳媒職業道德建設的高度重視;同時,從年初的《甘柴劣火》引發“洗稿”討論到歲末對《南方周末》“不寒而栗的愛情”報道的爭議,2019年傳媒倫理熱點事件頻出、引發熱烈討論。正說明我國傳媒環境快速變遷的過程中,新技術、新主體、新實踐帶來了諸多傳媒倫理新問題,因此亟需深入研討,促成共識,型塑規范。

2018年傳媒倫理基本特點

第一,從國家層面推進道德建設,充分發揮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第四次修訂發布,相關措施不斷出臺。

第二,轉型中的專業媒體既有像徐勇那樣堅守陣地、履職盡責,體現主流模范力量的標志性人物;突破道德界限、挑戰倫理底線的問題也時有發生,引發專業人士“能讓我尊重的新聞媒體已經不多了”、“機構媒體的墮落與潰敗”等嚴厲批評。

第三,傳媒倫理主體多樣化,權責尚未明晰,魚龍混雜,爭議頻發,特別是政務新媒體功能越位、個別自媒體利用批評報道敲詐企業等問題受到關注。

第四,人工智能迅速發展,使“真實”與“虛假”的界限更易模糊,越來越多的人類判斷與決策讓渡給算法,技術對人的操控不斷增強,由此帶來的倫理風險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2019年度傳媒倫理爭議問題10大案例

(一)《甘柴劣火》再引“洗稿”之辯

【事件】1月11日,微信公眾號“呦呦鹿鳴”發布的《甘柴劣火》一文,遭財新傳媒記者王和巖質疑:“作為爆款文章可以根本不用采訪,不花任何成本,不冒任何風險,利用付費閱讀壁壘,就可以攢吧攢吧炮制出爆款來。”王和巖的批評引起不少媒體同行的聲援,指責“呦呦鹿鳴”涉嫌“洗稿”。騰訊微信隨即撤銷了《甘柴劣火》的原創標記以及“呦呦鹿鳴”公眾號的原創標記和打賞功能。

對此,《甘柴劣火》作者、“呦呦鹿鳴”公號負責人黃志杰聲明說,超過一萬字的《甘柴劣火》是呦呦鹿鳴獨創的、原創的,呦呦鹿鳴也是一個真正的原創公眾號。

【點評】所謂“洗稿”,就是以更換一定的表達方式(句式、詞匯、結構等)來將他人(一件或多件)新聞作品的內容(事實或觀點)變成自己作品的行為。但是洗稿作品與他人作品的主題、觀點以及總體內容則高度相似。針對《甘柴劣火》一文,“小強傳播”通過萬方相似性檢測,可以初步認定《甘柴劣火》存在洗稿式抄襲和版權侵權。“山寨發布會”采取“信息塊”比對方式,認為《甘柴劣火》前五小節主要出自財新的報道。《甘柴劣火》遭遇財新傳媒及諸多媒體人的“洗稿”討伐,不為無據。

由于“洗稿”是以變換表達方式來規避侵權的行為,很難從法律層面進行懲處。因此,以寫作為業的傳媒人對“洗稿”同仇敵愾,不難理解。圍繞《甘柴劣火》的討論,對達成“洗稿”標準共識,規范平臺媒體管理制度,加強傳媒倫理的約束力無疑有積極意義。

但是,對于《甘柴劣火》這一案例,許多討論者也注意到版權保護與鼓勵有價值的內容生產的平衡問題,他們特別指出,由于自媒體沒有新聞采訪與發布權,“呦呦鹿鳴”等選擇整合新聞的操作方式展開具有公共價值的討論,不宜苛責。

在自媒體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鼓勵優質內容的生產,規范言論的合理表達,推動公共信息的傳播,亟待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王思文、陳絢的意見值得重視:要給予合理使用制度以適當的司法解釋,首先要為權利主體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討論“呦呦鹿鳴”是采用了“洗稿”方式還是其本為獨創性綜述實際上并沒有太大的意義,畢竟其對開啟民智還是有好處的。在中國目前的著作權保護制度下,更需要討論的可能是該如何給合理使用制度一個較好的使用環境,以更好地實現社會利益的平衡。

(二)百度為“百家號”引流凸顯搜索引擎“隱形霸權”

【事件】1月22日,微信公眾號“新聞實驗室”發表方可成的文章《搜索引擎百度已死》指出,近半年來通過百度搜索的結果,第一頁基本有一半以上會指向百度自家產品,尤其頻繁出現的是“百家號”。“百家號”內容包羅萬象,質量堪憂。

次日百度官方進行回應表示:目前百度搜索結果中,百家號內容全站占比小于10%。

鑒于百度以“全站占比”回應“第一頁搜索結果”的指責,上觀新聞使用12520個搜索熱詞在百度搜索上進行了測試,返回結果顯示,50.3%關鍵詞在第一頁有一半以上的結果指向了百度自家的網站,這其中有59.3%指向百家號。

魏武揮認為,在此事件中,百度扮演了流量分配者的角色,操控了人們能夠看到哪些內容,同時也從流量分配上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應該對導流內容承擔“主體責任”,加強審核。

【點評】百度給自家產品引流,似乎并不違反商業倫理——就像一家百貨商場,把自己生產的產品放在醒目位置吸引顧客購買,不是很平常的事?然而,搜索引擎的作用決不同于百貨商場。就像杜駿飛所說:“搜索引擎作為目前互聯網應用極其廣泛的應用工具和信息平臺,它其實已經承擔了新聞媒體和公共信息檢索平臺的功能,實際上它就是一個媒體,甚至從功能和效用上看,比媒體更媒體,從客戶端的體驗來說,被認定為超級新聞媒體(新聞媒體的媒體)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我們可以說,它的應用屬性不完全是商業性的,而且牽涉到公共領域的合法性、公共服務的公益性。”在搜索引擎形塑了用戶的信息接收秩序的今天,新聞內容的重要程度被呈現的“位置”所取代,“真相”被“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結果”重新定義。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家搜索引擎的百度需要著眼于公眾的知情權、接近權,以公平、公正、開放的倫理標準設計其算法原則。

百度為百家號引流事件再次提醒我們,正視搜索引擎“隱形霸權”,研討確立搜索引擎倫理已是不容回避的重要課題。

(三)“寒門狀元之死”顯現煽情主義傳播危害

【事件】1月29日,“咪蒙”旗下微信公眾號“才華有限青年”推送的《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一文引發關注。文章講述了一位出身貧寒卻努力上進的高考“狀元”,堅持道德原則在生活中卻屢屢受挫,最終因病早逝的故事。文章使用了紀實的筆法,并在文末聲明為了保護隱私,隱去了主人公真實的學校、姓名等。

“寒門狀元”故事的真實性,很快遭到網友們的質疑。對此,“俠客島”微博評論說,“你的焦慮倒成了他人的生意經。這種虛假故事熬出的‘毒雞湯’營銷是不是情感欺詐?”

2月1日,“咪蒙”團隊發布道歉信,2月21日,“咪蒙”及“才華有限青年”微信公眾號及各大媒體平臺賬號注銷。

【點評】“咪蒙”的文章一向因其亦真亦假的“事實”、亦正亦偏的極端化價值觀受到詬病。雖然如此,卻不能否認咪蒙是數字媒體時代的“流量明星”,而是否有足夠多的流量,則是數字媒體經濟是否成功、能否變現的關鍵。他們制造流量“爆款”的方法,最根本的就是迎合受眾,煽情傳播。

煽情主義以激發讀者的感官刺激和情感喚起為目的,被視為“以誠實、準確、公正為準則的傳統新聞的道德滑坡和價值體系崩塌”。正如澎湃新聞評論所說,“咪蒙”系的寫作往往事先揣度讀者的心態和情緒,再炮制出相應的情緒填充物,所有的情緒、構思、表達乃至想傳達的意思,都缺乏最基本的誠實,它們或夸大、或杜撰、或斷章取義、或嘩眾取寵。

“咪蒙”關閉了,但我們看到,數字媒體世界煽情主義傳播風頭未減,甚至由于網絡大V乃至專業媒體以這種方法迅速躥紅,更受追捧。

(四)上海少年跳橋事件的自殺報道亂象

【事件】4月17日,上海盧浦大橋上發生一起跳橋自殺事件。據調查,跳橋者為一名17歲在校高二男生,經120確認當場死亡。

很快,事件現場視頻就在網絡上流傳開來,大量專業媒體、自媒體報道了這一事件,同時轉發了這段視頻,為讓讀者看得更加清楚,有些還截取片段做了動圖展示。

在批評和提醒的聲音下,部分媒體刪除了相關報道及視頻,但直到本文寫作時在網上搜索,不少媒體報道及跳橋自殺視頻仍大量存在。

【點評】此事發生后,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市民與社會”節目組織了一期討論,一位女聽眾打進電話說:她正好和她的孩子處于一種略帶冷戰感的狀態。她看到十七歲少年的跳橋視頻,一開始并沒有怎么當回事。然后,她的孩子拿著手機過來,讓她看這個視頻。她說了一句看過了,還是沒太放心上。但當她抬頭看了一眼小孩,從眼神中似乎讀出了什么,那一瞬間,整個背寒毛倒豎了起來。受邀參加節目討論的魏武揮說:“我理解她那個剎那的恐懼。”

對于自殺事件,國際媒體大都遵行一條通則:一般不要報道自殺事件,絕不能渲染式地報道自殺事件。因為研究表明:媒體報道自殺會導致現實自殺行為的增加。與自殺行為相關的圖片會被易感的讀者在處于個人危機等負性情況下激活,并可能促發他們的自殺行為。

除了對“維特效應”的警惕,報道自殺行為時還需注意保護當事人家屬的隱私,并避免對他們的再次傷害。但是,眾多專業媒體、自媒體并沒有做到這些,他們試圖還原少年跳橋之前與母親的沖突,甚至連母子間的對話都“報道”出來。沒有對生命的敬畏感的媒體,被有些讀者斥為“吃人血饅頭”,并不為過。

除了相關媒體報道的亂象,可能還需要追問:當時場景的視頻從哪里流出來的?恐怕這已不屬于傳媒倫理問題,但是任何權力的濫用以及對公民權利的侵害,都應該受到追究。

(五)劉強東案中的“利益集團式新聞”

【事件】2019年4月,指控劉強東性侵的女生劉某在美國正式對劉強東提起民事訴訟,并索賠5萬美元。

4月22日,此前從未發過微博的用戶“@明州事記”發布了兩則視頻,并配文字“劉強東明州案晚宴視頻曝光,女方未醉酒主動跟隨”;“仙人跳實錘?明州案公寓視頻曝光女方舉止親密主動邀請劉強東進入”。這些來源不明、未經查證的視頻直接成為許多專業媒體報道的內容。《南方都市報》更于4月23日晚發表《網傳劉強東“明州案”公寓監控!匿名錄音曝光女生向律師索要錢財》,報道說“此前南都記者收到匿名郵件稱,有劉強東代理律師和女方當事人的談判錄音”。《南方都市報》發布并翻譯了這段錄音。

【點評】對于相關報道,特別是《南方都市報》放出一段匿名消息源提供的音頻一事,曾供職于《南方周末》、后赴賓夕法尼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修讀博士學位的方可成發表文章批評說:“如果說把不知名小號放出來的視頻未經驗證就進行轉發是機構媒體的墮落的話,那么作為曾經中國最好報紙之一的某報,直接放出未經驗證的錄音,那真是low得底線都已經完全沒了。”

數字媒體實現了“人人都有麥克風”,因此,“@明州事記”可以匿名方式發布具有明顯傾向性的信息。在美國學者比爾·科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看來,這種報道可以稱為“利益集團式新聞”——他們制造新聞的目的不是傳播信息,而是控制新聞流程,影響輿論。對于專業媒體而言,涉入此類報道的基本原則就是“新聞必須全面而均衡”,為公眾呈現一幅公正而全面的新聞畫面。但是包括《南方都市報》在內的眾多專業媒體卻像看熱鬧的“吃瓜群眾”一樣,“不知真假、不知是否完整、沒有當事人的回應”,就把“自媒體”內容原樣發布,“一家重要媒體就這樣把自己完全當成了某一方的傳聲筒”。

針對當前大變革中的專業媒體,有學者指出,在市場化初期所帶來的豐厚利潤曾經支撐了中國新聞業者對于專業性的追求,也帶來業者的“從容”,然而數字化對于媒體市場利潤的沖擊則摧毀了這種“從容”,商業上的焦慮已經構成了這個群體的支配性情感經驗。毫無底線的操作頻生,專業媒體的商業焦慮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六)低俗文章推送凸顯“新把關人”問題

【事件】6月6日,演員林志玲在微博宣布與日本藝人AKIRA的婚訊。6月8日18點左右,新浪財經推送了一篇自媒體“商業銳眼評論”的文章《為什么說林志玲結婚是一次失敗的IPO》。手機推送消息頁面顯示一段文字:

林志玲結婚了。一個憑借著一副嗲聲奶腔讓無數亞洲男人幻想且下體腫脹的44歲女人,終于結婚了。且不說她老公看起來有一點猥瑣,僅從名不見經傳上考慮成本和收益,林志玲的這個婚姻……

該文將林志玲比作一個創業項目,因為找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所以“這個婚姻絕對是一次失敗的IPO”。文章低俗不堪,引起網友的聲討。

新浪財經迅速刪除了文章,并在當天22點多發布道歉聲明。

【點評】“蹭熱點”是提高網絡傳播流量的常見手段,“商業銳眼評論”作者深諳此道,而新浪財經編輯之所以選擇推送這條文章,應該也是判斷這篇“蹭熱點”的文章能夠為網站帶來極高流量,哪怕它的價值觀之扭曲、格調之低俗一目了然。

“把關人”決定著一起潛在的新聞事件是通過關口成為新聞,還是依然停留在不為大眾所知的事件。新媒體環境下,新的把關主體大量出現,他們決定了把關的內容、對象、關系、機制和效果。這些新的“把關主體”大多沒有接受過專業教育,甚至是否有基本的媒介素養,也存疑。本案例中新浪財經發布的道歉信,第一次版本語句不通,意思完全弄反了。8月12日,騰訊視頻發送一則“山東省應急廳消息:臺風利奇馬已致全省人死亡,7人失蹤”的推送,成為笑料。看得見的,是“新把關人”的低級推送失誤,由此類推,必然還有更多看不到的,是對優質內容毫無理由的攔截。

李普曼認為媒體建構的“虛擬現實”決定了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而這些“新把關人”,決定了我們“能看到什么”,其對社會認知的影響,不應小覷。

(七)暗訪按摩店不雅畫面及不當暗訪

【事件】7月27日,四川電視臺新聞頻道晚間節目中,播出一條暗訪涉黃按摩店的報道,其中暗訪者的下體部位竟然直接暴露在電視畫面上。

網絡上出現大量對該視頻畫面的轉發、批評。7月29日,四川電視臺新聞頻道道歉。

【點評】正如四川電視臺道歉信中所說,審核把關不嚴,的確是造成這一播出事故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從傳媒倫理角度,此事還有更重要的可議之處。

在道歉信中,四川電視臺表示,“盡管我們的初衷是對社會不良現象進行輿論監督”。這里,恐怕是對什么叫“輿論監督”有一點誤解。輿論監督一詞是上世紀80年代我國新聞學術界提出,被黨的文件、相關法規采納,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和宣傳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具有黨和政府領導、管制職能的延伸的特點,其核心是針對政府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批評。這種報道題材的選擇,真的夠得上輿論監督嗎?一些媒體同行對此也“不敢恭維”,因為報道中的“人物對話、場景選擇、字幕顯示,無一不具有強烈的暗示性。這樣的表現形式,難免不讓人覺得,制作這則新聞到底是獲取按摩店及其周邊的真實信息,還是為了博眼球、搶流量?”

這條新聞采取了暗訪的報道方式。對于暗訪,新聞學術界一向提倡盡量避免使用,謹慎行事;而新聞實踐者則從轉型社會特殊語境出發,更傾向于支持暗訪報道。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對隱性采訪中的一些原則沒有共識,比如,不能采取誘導式采訪,在對違法犯罪活動的暗訪中不能進行“體驗式采訪”、“參與式報道”等。盡管四川電視臺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視頻中暗訪的是“線人”,但也無法撇清不當使用隱性報道方式的責任。

(八)AI換臉技術普及催生“深度偽造”風險

【事件】8月30日,一款名為“ZAO”的視頻換臉App在各大應用商店上線,由于換臉效果惟妙惟肖,非常容易以假亂真,并且搜集用戶手機號碼、面部識別特征等大量個人信息,因此引發人們對個人隱私、內容版權、網絡安全等問題的極大擔憂。之后ZAO被工信部約談,并于三天后下架。

【點評】ZAO在中國主要引發侵犯用戶隱私權的擔憂,但從AI換臉技術應用的國際趨勢看,更嚴重的威脅,則是虛假信息制作與傳播的問題。

2019年6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常設情報特別委員會召開公開聽證會,討論人工智能、媒體操縱和“深度偽造”技術對國家安全的挑戰。聽證會認為,對于一個潛在的嚴峻的“后真相”未來,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整個社會都應思考該如何應對,在其中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德國政府也表示,AI視頻換臉技術會從根本上削弱公眾對錄音和錄像真實性的信任感,因此也會降低公共信息可信度。這種技術一旦被用于操縱輿論,將給社會和政治帶來巨大風險。

對傳媒業而言,深度偽造技術的流行具有深遠的影響:深度偽造編輯“現實”的技術挑戰了媒體記錄現實和保存圖像證據價值的能力,“有圖”甚至“有視頻”都不再有“真相”,各種事實要素被濫用;“深度偽造”對真實人物的身份進行了雙重或多重化的演繹,便于對其實施侵權行為,還可能煽動暴力、仇恨和沖突;“深度偽造”擾亂和改變公共敘事,對新聞的線索和周期進行了重組,強化了制作者操縱公眾觀念和意識形態的能力;通過計算宣傳和個性化的微瞄準工具,深度偽造能夠帶來虛假內容的病毒式傳播,擾亂信息秩序,壓制事實核查的效力。鑒于目前檢測深度偽造內容的技術難度很大,因此必須通過倫理規范的未雨綢繆及有效的法律手段予以約束。

(九)“眼睛塞紙”轟動一時與媒體的炒作之責

【事件】11月11日,河南省廣播電視臺“都市頻道”《7歲女童眼里取出幾十張紙片?知道真相所有人都憤怒了》報道稱:二年級女孩小花在學校遭到同學欺負,兩名小男生按住她,另外一名小男生往她眼睛里塞紙片。從9月29日至今,小花眼睛里會時不時冒出一些小紙片,一個多月的時間,小紙片竟至少有幾十片!

這樣一起惡性校園霸凌事件引起人們的憤怒,全國媒體紛紛轉發并跟進報道。由于涉事學校校長在接受“都市頻道”電話采訪時說,“七八歲的小孩他們也沒啥惡意,就是說小孩們在一塊就是玩了”,被認為是推卸責任,引發更大一波輿情。

第二天,禹州市教育體育局公開回應稱:女孩經北京同仁醫院診斷“眼睛里已經沒有紙片和癥狀”,對校方進行處理,并全市通報。《新京報》就此發表評論認為涉事校長跟班主任遭處分,是“咎由自取”。

然而,11月25日,澎湃新聞采訪事發當天接診的禹州市人民醫院副主任醫師楊國禹說,當時檢查,小花眼睛確實有些紅,但沒發現紙片,“開了些眼藥,病人就回去了”。楊國禹認為,往眼睛里塞幾十張紙片,“理論上是不可能的,醫生也放不了那么多”。

【點評】河南都市頻道的報道開頭,就引用一句俗語:眼睛里揉不進半粒沙子。同時,還配發了女孩家長留存的小紙片,有幾十粒之多。但是,以我們的常識就可以判斷:眼睛里怎么可能塞進如此多的異物?當然,常識未必是真理。澎湃新聞采訪多位眼科專家,他們也都認為:眼睛里塞幾十張小紙片,不可能,違背科學!

都市頻道的報道對如此違背常識的情況毫無警惕,照單全收,顯然違背的平衡報道的專業準則。平衡報道規則要求,對于爭議性事件不能只聽一面之詞,對希望向媒體傾訴的一方需要保持質疑的態度,而不能全盤照搬。對于爭議各方都應采訪并完整呈現他們提供的事實和意見。而根據當地教體局的回應,事發當天班主任就陪同小花去醫院檢查,后來家長在禹州市人民醫院辦理住院手續,住院期間學校先后安排兩名老師全程陪護,并墊付了治療費用。10月25日,在家長要求下,學校老師陪同小花家長帶孩子到北京同仁醫院,先后有醫生、專家、特需專家檢查,得出結論:眼睛里已經沒有紙片和癥狀,可以回家。在北京的治療費用由學校墊付。這些情況,在最初的報道中完全沒有呈現,記者僅僅給校長打了個電話,正顯示出對平衡規范的敷衍塞責。

毫無疑問,小花的確遭到了校園欺凌,但是,如果沒有眼睛里塞幾十張小紙片這樣驚悚的情節,這不過是一起平常的校園新聞,未必能夠被媒體報道,更不可能引起全國媒體的重視,當然也無法掀起巨大的輿論風暴。當有疑處而不疑,未必是記者缺乏常識,更可能是抱著搞個大新聞的炒作之心。

如此荒唐的事情,全國一大批媒體并不質疑,而是競相轉發、跟進,發表了一篇篇義正詞嚴的評論,也值得深入反思。這種網絡共享的方式,似乎免除了其他媒體的核查責任。就像美國記者奧弗霍爾澤所說:“一旦一則新聞出籠,似乎與之相關的所有新聞都是真實的,報道被一家媒體所決定——被一家報紙或電視臺的敘述所決定……部分原因是新聞機構已經被聯合在一起,部分原因是電子媒體的報道方式,我們都在一個槽里進食。”

(十)“不寒而栗”的愛情引發倫理爭議

【事件】12月12日,《南方周末》發表《“不寒而栗”的愛情:北大自殺女生的聊天記錄》引發輿論熱議。文章披露了“一個發生在高校學生間的不尋常的戀愛樣本”。

同日,《三聯生活周刊》微信公眾號發表署名“尤銘”的文章《有罪推定?——為什么我們不這么報道“不寒而栗”的新聞》,認為“一個公共媒體,不應該發這么一篇輕率的報道”。從新聞倫理角度,“尤銘”的文章批評說,“這件因為感情引發的悲劇,男女雙方的沖突是核心”,《南方周末》的報道未能遵循平衡報道原則,導致“不愿意配合采訪”一方被“輿論踩在腳下”。同時對女方使用化名,男方卻以實名報道,未能公平地保護被采訪對象的隱私;另外,報道呈現了一個“因果關系特別簡單明確的‘故事’”,而現實中悲劇的發生往往有更為復雜的原因。

當天晚些時候,自殺女孩的同學通過微信公眾號發表《我是包麗的朋友,真相遠比你知道的更可怕》,提出包麗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男方對其進行的精神控制和精神暴力,同時貼出大量兩人微信對話的截圖作為證明。

【點評】圍繞這篇《南方周末》的報道及相關批評,業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比較多的意見認為,《南方周末》的報道有瑕疵,但并未嚴重違背新聞倫理。《三聯生活周刊》的指責則顯得不夠專業。

從《南方周末》的報道來看,并沒有停留在敘述一個獵奇性的故事,而主要以兩性間的精神虐待、精神控制為主題,其后也在讀者中就此話題引發廣泛而深入的思考和討論,證明了報道的公共價值。

矛盾一方不接受采訪情況下,如何履行平衡報道原則?在中國新聞業界,媒體人更強調的是給對立各方以平等發聲的機會,而不是在一方拒絕采訪時就放棄報道,甚至在某些輿論監督報道中為“倒逼”那些不愿出來面對公眾的權力部門而使用儀式性平衡報道。比如柴靜援引梅爾文·門徹在《新聞報道與寫作》里的說法——“盡可能給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證的一方說話的機會”,認為“盡可能”的意思就是即便有人拒絕采訪,媒體也要把他的態度呈現出來,“有些人的觀點在片子中必不可少,那就把為了得到他的觀點而采取的措施呈現出來”。這是多數媒體人對《南方周末》報道在平衡問題上表示認可的原因。

《南方周末》的報道也存在無可辯駁的缺失,比如,其對女孩自殺的詳細介紹顯然違反了媒體自殺報道的要求。另外,也有媒體人指出,此文“只聚焦‘是什么’,而沒有回答‘為什么’,即悲劇背后有無更隱藏和深刻的原因,轉折是怎樣發生的?類似的問題還有多少?如何避免和解決……”此外,是否有必要對男方進行實名報道,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國媒體同行間互不批評,是多年以來的一個默認的規則,這次《三聯生活周刊》公開批評《南方周末》的報道,是傳媒業很少見的現象。尊重媒體同行,并不意味著不允許互相糾錯、互相監督,但是,批評一定要以專業的形式。《三聯生活周刊》與《南方周末》同為主打調查性報道的新聞媒體,專業的糾錯方式應該是通過同題報道、更深入更專業的采訪調查,展現不一樣的真相。至于編輯個人對于新聞業務的批評探討也值得提倡,但更適合發布在相關專業媒體或個人自媒體上。

在這里還必須指出的是,騰訊新聞在轉載《南方周末》文章的時候,將標題改為《不寒而栗的愛情:因為不是處女,北大女生遭男友精神折磨后自殺》,顯失偏頗。新修訂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對此有了明確規定:“抵制嚴重歪曲文章原意、斷章取義等不當摘轉行為”。

結語與討論

2019年傳媒倫理實踐爭議案例中,體現出數字傳播環境下傳媒倫理的“三重緊張”:

第一重是專業媒體與在線媒體的價值緊張:傳統新聞文化所具有的準確性、平衡性、事實核查、專業把關等,同在線媒體的精準性(分發)、傾向性、事后糾正、技術過濾等,雖然不是完全針鋒相對,但是在價值觀念上已經拉開距離;

第二重是機構媒體與自媒體的影響力緊張:“數字通信的速度并沒有創造出新的不道德形式,但卻使不道德行為的實施得以在幾乎不被注意的情況下迅速成為可能”;

第三重則是平臺媒體和新型技術對傳媒領域的侵入緊張:以互聯網、大數據、算法為驅動力的技術公司轉型為平臺媒體,以5G、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為形式的新技術滲透進內容生產和信息分發,這些正“降維攻擊”新聞傳播領域,衍生出新的倫理恐慌。

傳統的媒介倫理注重在環境、組織、個體之間建立基于“倫理價值文化”的意識形態連接,而新的傳媒倫理重點,則是要構建“職業倫理 + 社會倫理 + 技術倫理”的基本框架。在這一新型倫理框架建構過程中,必然需要開放的多元主體就傳媒倫理當前面臨的一系列核心困境:價值沖突、最小傷害、隱私保護、平衡透明、技術倫理等,進行平等、理性、建設性地討論與協商。

(本文全文《2019年傳媒倫理研究報告》,刊發于《新聞記者》2020年第1期,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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