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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動態 | 從文本到實踐:傳媒業變革背景下重建中國新聞事業的社會有機性

2020
02/06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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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新聞事業緊跟時代,始終發揮著雙重職能:一是黨和國家的喉舌,宣傳、闡釋黨的大政方針,二是堅持人民立場,反映普通百姓的心聲。新聞事業的發展離不開新聞改革。20世紀80年代的新聞形態完成從“文革”話語向改革開放共識的轉換,一些西方新聞傳播理念引進中國,新聞形態走向信息化、專業化方向,新聞受眾調查的量化方法重新定義了政治性的群眾、人民概念;20世紀90年代新聞領域開始市場化改革,小報化、都市報興起,以深度報道為代表的新聞專業主義成為新聞行業的新規范,新聞媒體也承擔著社會公共討論的職能;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媒體的興起,以紙媒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受到挑戰,新聞生產模式面臨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轉型。在這種資本邏輯主導的傳媒業變革與秩序重構中,新聞專業主義被邊緣化,需要重建新媒體時代新聞事業的社會有機性,這也是新時代中國新聞事業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必然要求。

  關鍵詞:新聞改革;公共領域;專業主義;社會有機性

  作者單位:張慧瑜,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飛,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

  項目基金: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8XCA004)

 

  新時期以來,中國新聞事業發生了巨大變化。這40年來,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歷史,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有目共睹,其他領域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不僅在全球化中融入世界,而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新聞事業始終緊跟改革開放的步伐,一方面作為黨和國家的喉舌,宣傳、闡釋黨的大政方針,還充當輿論監督的職能,另一方面反映普通百姓在社會轉型時期的酸甜苦辣,堅持人民立場和平民視角。新聞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一次又一次的新聞改革,20世紀80年代的新聞形態完成從“文革”話語向改革開放共識的轉換,一些西方新聞傳播理念引進中國,新聞生產走向新聞“信息”化、專業化的方向;20世紀90年代新聞領域開始市場化改革,商業性的都市報崛起,平民報道、深度報道、輿論監督、新聞娛樂化等成為常態,新聞領域承擔著社會公共討論的職能,新聞記者逐漸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的自覺;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媒體的興起,以紙媒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受到挑戰,新聞生產模式面臨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轉型,新聞生產需要重建與中國社會的有機性,這也是新時代中國新聞事業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必然要求。

  一、以文本為突破點:20世紀80年代新聞改革與轉型

  新中國成立以來,建立了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制度。新聞宣傳工作是國家政治、社會治理的核心環節,不僅依托各級行政機關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黨報系統,而且也有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行業報、專業報。這種新聞制度的顯著特征有三個:第一,新聞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政治性是首位的;第二,新聞宣傳單位是國家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新聞工作者是國家工作人員,文化干部;第三,在基層建立了龐大的通訊員隊伍,成為新聞生產的主力軍。再加上20世紀50年代以來群眾識字運動、掃盲班、讀報小組等文化啟蒙運動,使得越來越多的群眾成為報紙讀者。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隨著黨中央把全黨工作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新聞工作也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這種政治文化之中,新聞文本具有重要的意義。新聞改革與轉型本身也同文本緊密關聯。

  (一)比作為20世紀80年代轉型突破點的新聞文本

  新時期的開啟以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面目出現,同樣同具體的報刊文本相關。這就是1978年5月11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稿子在1977年到1978年發表前經過了數次修改,最終由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審稿,最先發表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隨后《光明日報》以轉載的方式在頭版發表,引起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做好了思想輿論動員[1]。這篇文章指出,“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2] ,該文認識論上再次回歸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最基本原則,即任何理論都不得不接受實踐的檢驗,這為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這種對“實踐”的強調,是歷史的,同樣也是現實的:一方面是為了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批判“文革”路線,回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上,另一方面也為新的改革探索提供了合法性。這種用哲學思想論爭的方式介入政治路線的辯論來自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政治傳統,是借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來為政治、社會實踐做思想動員[3]。1978年代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大政方針,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

  農村改革以及改革最后采取的方式同樣同具體的新聞文本形態相關。在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了三篇農業方面文章,其中有一篇是甘肅省檔案局干部張浩來信《“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在編者按部分,在肯定張浩的觀點的同時,也表達了某種制度上討論協商的可能:“我們向讀者特別是農村干部、社員推薦張浩同志這封來信,希望大家認真讀一讀,想一想,議一議。”同時編者按也強調了中國當時公社制改革狀況的復雜性,并肯定了張浩批評“包產到組”的做法,認為會搞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搞亂干部、群眾的思想,挫傷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對搞農業機械化也是不利的”觀點。[4] 另外一篇本報訊則根據《吉林日報》的報道,介紹了南崴子公社黨委幫助六家大隊第四生產隊劃清政策界限,糾正作業組為核算單位的錯誤做法,在不改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前提下,全隊劃分為幾個作業組的工作經驗[5] 。在當時,《人民日報》的編者以及張浩等干部實際上希望在人民公社制度基礎上進行調整與完善,同時也強調了公社制的組織形式對農業機械化的意義所在。然而,在新時期改革激蕩的年代,這種漸進式的在原來公社制基礎上修補的改革很快被更為立竿見影的、更徹底改革的“小崗模式”取代。當時小崗生產隊秘密完成“大包干”:土地按戶分配了,農業生產工具如耕牛和大農具都作價私有化了,并以按血手印的“生死狀”聞名,提示了公社之外另外農業生產改革的可能性。在半個月后,該報以安徽省農委的辛生和盧家豐合寫的讀者來信,批評《人民日報》對張浩的肯定“在我們這里造成了混亂。已經搞了以組作業、聯系產量責任制的干部和群眾,擔心又要挨批判了。原來害怕黨的政策有變化的人,現在疑慮更大了。有的人看到報紙好像找到了新論據,把聯系產量責任制說得一無是處”,認為“凡是已經實行了包工到組、聯系產量責任制的,應當先穩定下來”。[6] 在配合這封來信,同版刊登了河南省蘭考縣張君墓公社黨委書記魯獻啟的來信《生產隊這個基礎不能動搖》。[7] 在這些來信中,其勾勒的是對于農業改革圖景。在一年后,該報社論則對此前張浩來信影響進行了清算。當然,這種自我批評,實際上基于的是編者按造成的客觀傳播效果。同時在理論上強調了“包產到組”增產效果顯著。在《人民日報》上通過讀者來信、編者按,到最后社論的方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走過從被懷疑到被接納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之中,《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以及編者按、社論等形式,依然是以列寧所言的“黨的出版物”[8] 的方式發揮著指導社會工作的作用。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黨報從此前指導社會工作的定位向后來所強調的輿論監督功能轉變則主要體現在“渤海二號”事件的新聞報道上。“渤海2號”翻沉事件發生后,盡管相關信息已由新華社記者夏林以內參方式急報中央[9] ,但公開報道則在事故發生近八個月之后。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了夏林和李和信題為《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忽視安全工作,違章指揮蠻干造成渤海二號鉆井船翻沉重大事故》的調查報道。《工人日報》在頭版刊登了夏林等采寫的新華社通稿《渤海二號鉆井船在拖航過程中翻沉》,對事故進行了報道的同時發表了題為《渤海2號鉆井船翻沉事故說明了什么?》的新聞評論,將事故發生歸結為“只講需要,不講可能”“冒險蠻干,不講科學”“只講生產,不顧安全”“遮蓋矛盾,逃避責任”[10] 。隨后又刊載讀者來信。這次諸多新聞文本的報道,被視為新聞界沖破報道禁區典范[11] ,其在發揮黨媒指導社會工作功能的同時,也發揮了后來日益凸顯的媒體輿論監督的功能。國務院關于處理“渤海2 號”事故的決定中更是指出:“一切重大事故均應及時如實報道,不得隱瞞和歪曲。”這更是成為日后新聞輿論監督中援引的原則。同時,也形成了關于重大事故報道意義的認知[12] 。“渤海二號”事件的報道,實現了新聞文本類型的突破,不再報喜不報憂,同時也出現把喪事當喜事辦的情況。

  (二)新聞與社會轉型中價值討論

  自新時期開始,社會變革過程以“解放思想”的方式開始,這也意味著一種價值的轉變。這種價值轉變過程中,新聞以及相關的文化界都深度介入其中,影響著社會價值的探討與走向。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有一種文學新聞題材格外引人注目,這就是報告文學體。1978年1月《人民文學》第1期發表了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作品《哥德巴赫猜想》[13] ,講述了數學家陳景潤專心科研、勇攀科學高峰的故事。這是一篇典型報道,報道的主角不再是勞動模范、戰斗英雄,而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這篇報告借個體的人生故事,重新講述了現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故事,樹立一個不問政治、一心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形象。盡管這篇文章依然用個體生命體與政治、歷史事件相互參照的書寫方式,卻呈現了一種跨越歷史、政治的個人生命史。與用舊中國與新中國的對比來強調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歷史斷裂不同,陳景潤及其代表的科技知識分子成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英雄。這種追求真實性的新聞文學,一方面來書寫“文革”的傷痕,另一方面是為了重建一種個體生命的意義和人生價值。

  這種個體生命的意義和人生價值的重建,在當時是以類似于今天“媒介事件”的方式進行的。1979年《人民文學》上刊登了一篇報告文學《人妖之間》,這個文本是如此成功,以至于這篇長達3 萬余字的文章,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已有7 家報刊轉載,3個省市電臺廣播[14] ,該文還被納入了蘇聯引進我國的短篇小說集之中[15] 。其通過大量的特寫,生動描繪了當時一位貪污50多萬的女官員王守信的犯罪行徑。王蒙在后來出版的書中提出了他對該篇報告文學的質疑:“在一次報告文學的會上,這位先生堅持報告文學是可以合理想象的,那么判決書呢? 能夠想象或者受想象的影響嗎? 有關王守信的故事里,哪些是真實,哪些是想象呢?”這本身是對報告文學的真實與想象的界限提出了質疑。同時,王蒙也分析了這個報告文學成功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提供當時背景之下個體生命的意義的選擇———“這位先生的許多作品都引起麻煩,但是《人妖之間》卻是順風順水,而且威力足可以使反面傳主斃命。這是由于:第一,他批‘文革’,也是大方向的正確性,二是他在作品一開始的地方,虛晃一槍,先寫了縣委田鳳山書記……此先生后來去了一些省份和地區,每去一個地方,他都要寫一些東西,將那里的領導班子劃分一下誰誰是改革者,誰誰是冥頑不靈的官僚。這樣到處鬧得雞飛狗跳……他只承認一種模式,就是人與妖的模式,其實是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方式。”[16] 在王蒙看來,這種“人與妖”模式,是以泛政治化的個體價值取消了中間地帶,取消了社會生活的多面。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模式本身的魅力在于將個體價值模式和制度與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發揮在后來的調查性報道中,會看見《人妖之間》這種升華的不斷重演。盡管那時候,報告文學的形式已經式微了,但是這也反映某種轉型過程中凝聚社會共同價值的努力。

  當改革推進到一定程度時候,其本身會引起人生觀、價值觀上的轉型與變動。對這種變動的介入,已經不是僅靠報告文學這種文學新聞的方式就能夠直接介入的了。在社會領域,20世紀80年代初期影響深遠的人生觀、價值觀討論,是由1980 年《中國青年》雜志第5期刊登的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發的。潘曉來信,掀起了關于“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的大討論。這封信基本上吻合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傷痕書寫,在追溯中完成“文化大革命”對于個體是一次遭遇創傷和價值觀破產的敘述,或者說“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夠實現“激動不已”的英雄事跡,反而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造成了“相信眼睛”還是“相信書本”的“迷茫”。敘述者并沒有敘述自己為何會陷入這種人生困境,在“我”“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的時候就“常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也就是說,“我”始終無法像“雷鋒、保爾”那樣“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中。“潘曉來信”雖然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動中受到批判,但是這種英雄事跡的失效所留下的價值懸置,依然不斷地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討論中浮現。

  另一個引起社會風波的則是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這個發表在1979 年9 月,帶有濃厚傷痕文學風格的劇本后來被改編成為電影《太陽與人》,引發新聞界與文藝界的討論。電影劇本與電影,以“文化大革命”中受難畫家女兒的口吻提出一個尖銳的價值選擇的問題:“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17] 這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政治熱潮退卻,社會生活穩定后,個體以日常生活經驗的方式來理解自己與國家之間相互關系:這種關系應該是相互的,而非一廂情愿的。1981年4月17日,《解放日報》將之視為文藝界“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現象”,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18] ,其社論又強調《苦戀》“散布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后來,在《北京日報》《文學報》《紅旗》以及《湖北日報》《長江日報》等媒體上也開展對《苦戀》的批判。盡管《苦戀》事件風波在當時控制在文藝批評的范圍內,但是其暴露了當時大時代退潮所留下的價值懸置所帶來的個體價值的困惑。

  (三)新聞學的傳播學化

  當社會生活中政治維度的重要性下降,經濟維度重要性上升時,新聞實踐與理論科學之維也被突出。這種科學之維,是一種共識的方式表述的:“新聞實踐只有排除‘政治干擾’和‘人的因素’,并在新的科學規律普照下才能‘走上正軌’。”[19] 當“讀者需要論”及新聞的商業屬性等被以科學之名正名之后,新聞的商業之路開啟了,最突出表現是中國出現了經濟類的行業報和專業報。1979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副總編安崗創辦了《市場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第一家面向市場的經濟類報紙。1983 年《經濟日報》創辦,1984 年新華社創辦《經濟參考報》,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給《經濟參考報》的題詞是“開發信息資源,服務四化建設”。

  當時,這種將信息資源開發提到四化建設高度同傳播學的引進以及新聞學的傳播學化相關。20世紀80年代初期,西方資產階級傳播學理論也引進中國,尤其是以1982年4月美國傳播學者施拉姆訪華為標志。1982年《新聞學會通訊》第14期連續發表施拉姆在北京演講的兩篇整理稿《傳學與新聞及其它》《傳學的發展概況》和余也魯的《在祖國進行傳學研究的可能性》一文。[20] 施拉姆訪華帶來的是冷戰陣營對岸的傳播學思想,與此同時,一種量化的新聞調查方式也在新聞生產中出現。傳播學的引入與信息論、系統論概念與方法的引入,為當時急于完成學科科學化建制的新聞學提供了緊缺的理論資源,并積極將之運用到實踐之中:1982年北京新聞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進行了“北京市讀者、聽眾、觀念調查”。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受眾調查,調查采用了北京市統計局設計的抽樣方案,共調查了2423個12歲以上的北京居民。調查問卷共有54個問題,其中24題是了解北京受眾接觸電視、廣播、電視的行為、興趣和態度,另外30個問題是對《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的專題調查。這次新聞調查第一次運用計算機抽選樣本和統計分析數據。從這種新聞調查方法中,可以看出具體地描述當下現狀的受眾概念開始取代政治性的群眾、人民概念,而從市場的角度強調如何更好提供信息服務。

  與這種社會學的新聞生產制度相伴隨的是一種新聞“信息”化的理念。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新聞是一種政治化的報道,那么強調新聞信息化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新聞觀。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一篇報道《信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明顯 我國城鄉信息網絡正在形成》的報道“如今,工廠談信息,商店談信息,運輸公司談信息,農村專業戶談信息,各行各業都有許多人把信息當作話題。他們有的把信息說成是一種寶貴的資源,有的說它是正確決策、提高經濟效益的‘財神爺’,有的稱頌它是發展生產、搞活經營的‘金翅膀’等等。把握信息,傳遞信息,日漸成為經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21] 。信息的神話促使報刊的蓬勃發展。《第三浪潮》《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等歐美未來學著作翻譯進中國,更是進一步推動信息神話的熱潮。與此同時,信息、咨詢成為經濟發展的寶貴資源。

  1984 年學者李良榮在《新聞大學》第一期發表了《“信息熱”與新聞改革》的論文。在文中,他對以往陸定一關于新聞的經典概念使用了傳播學術語的表述,強調“新聞是一種信息的傳播”[22] ,也就是說信息靈敏、信息量是報紙能否有市場的關鍵。作者認為,新聞除了宣傳、教育和指導功能,還發揮著傳遞信息、提供信息的功能。新聞也不僅要有指導性新聞,也需要有提供信息的新聞,比如對突發性事件的及時報道等。借助新聞的信息化,新聞報道改變了政論體,逐漸向中性的、去政治化的信息報道轉變。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黨報系統的觀念與實踐也進行了調整。這種學界觀點轉變成為實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郭玲春關于金山追悼會上對景色氛圍的描寫[23] ,樊云芳和夏浩然關于跳水隊員奪魁的短新聞特寫等新聞報道的改進[24] ,代表那個時代新聞文本變革的潮流。通過特定場景中人的細節描寫,環境描寫來烘托新聞人物形象,增加信息量成為新聞報道當時改進的重點。而這時期,報紙的改革是以增加信息量之名,進行擴版調整的,以增強自身可讀性,適應廣告需求。擴版同時也給新聞深度報道盛行提供了媒介承載的空間。1987 年6 月末至7 月初《中國青年報》陸續整版刊登的關于東北森林大火的“三色報道”(《紅色警告》《黑色詠嘆》《綠色的悲哀》)也正是在這種新聞改革過程中產物,揭露體制內官僚主義種種弊端,并引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這種對改革迫切性的強調,在當時流行的文本如《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時代的挑戰與中青年理論工作者的思考》等中都體現出來,并在焦灼心態中流露出一種精英啟蒙的意味。

  二、公共領域的狂想:20世紀90年代新聞的市場化改革

  1992年年初鄧小平的“南巡”談話與10月中國共產黨十四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加速了中國社會市場經濟發展以及融全球經濟體系的進程。這也是中國的社會生活圍繞著市場原則重塑,人們覺得合乎邏輯而認為是自然而然發生的過程。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一個文本就能形成新聞事件而言,20世紀90年代的新聞改革則從文本層面上升到更為系統層面。新聞傳播領域,國家放權減負,逐步減少對新聞單位財政補貼的同時也賦予了新聞媒體在市場之中以(準)市場主體的身份進行競爭。隨著中國大眾文化消費的崛起與穩定,廣告業的日趨成熟,政策層面的放寬與此前新聞實踐中灰色地帶游走的新聞媒體市場化舉措部分在改革過程中合法化,正規化,規范化。當1978 年商業廣告恢復以及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媒體采用包括成本分析、利潤導向和政府稅收等結合的商業性管理體制之后,現實的人事管理已在解放思想過程中將合同制、聘用制等發揚光大,適應以廣告、發行、視聽率為核心。進入20 世紀90 年代之后,傳媒圍繞“現代人力資源管理”與“科學激勵機制” 進一步深化,以適應市場競爭。[25] 在這種傳媒變革之中,其是以一種“增量改革”[26] 的方式完成的。這種增量改革是在不改變原有的既得利益關系前提下,通過新增的量完成社會的發展對媒介的要求,以擴大都市報、新媒體等形態的方式改變社會中媒介結構和媒介生態,反客為主。[27]

  (一)“小報化”與市場化競爭中都市報熱

  20世紀90年代媒體的市場化對于中國不同層次的媒體而言是一種重新分化的過程。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的新聞改革基本聚焦的還是傳統紙媒中的大報大刊,那么在20世紀90年代的新聞改革潮流之中主角悄然轉變成了傳統媒體序列之中那些相對而言行政層級可能并不高、國家財政補貼少的媒體。20世紀90年代初,原本作為北京團市委機關報的《北京青年報》在行政序列之中只是處級小報,其在新聞市場中走出了一條“小報化”的道路,從市場競爭中完成突圍。《北京青年報》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半月談》等大報大刊發行量縮水之際,其發行量不減反增。作為當年媒體市場中的黑馬,《北京青年報》以“觀點新、版面活、讀來‘不累’”,贏得了廣泛的市場。[28] 在當時,該報主要是通過差異化的路線在大報大刊的夾縫之中尋找“藍海”———其并不具有大報大刊所具有的硬新聞生產方面優勢,因而將官方信息讓給大報,其定位則是解釋性報道,面向青年:走向社會,發掘社會新聞———“社會大特寫”成為該報拳頭產品。同時,該報憑借當年國情教育活動報道獲得官方認可,新聞活動策劃與新聞炒作嫻熟,新聞生產過程中有濃烈的新聞策劃意識[29] 。同時在版面上追求視覺效果,使用煽情大標題,大照片等。在1991—1992 年,《北京青年報》又陸續創辦了《青年周末》《新聞周刊》,積極走向報攤,適應零售市場。

  同時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與大眾文化的形成,也為這樣的“小報”提供了空間。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使得消費具備了意義。《精品購物指南》《北京廣播電視報》等在這個潮流中也大顯身手。傳統政治性的大報大刊很少顧及市民生活及其信息的服務品味以及家長里短,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其官方身份以及相應的報紙定位反而使得它們在新聞資源開發方面不如那些原本處于邊緣地位的報刊。

  1995年元旦創刊的《華西都市報》引領的恰恰是中國新聞改革之中都市報營銷之風,是以廣告營銷的方式來占領市場。有研究者指出,華西都市報首次把各類基本營銷因素,整合為城市大眾化報紙搶占市場的營銷組合模式;滿足讀者的五種信息需求來幫忙幫閑;降低四種讀報成本來促成價值最大化;組織各種活動與讀者溝通,由心理占有進而市場占有。[30] 這種營銷整合的方式,也是中國的廣告行業營銷意識向新聞業滲透,新聞業傳播化的過程。在中國的大眾社會以及消費文化形成過程中,《華西都市報》這種立足本地都市生活的媒體,反而比傳統的大報大刊更能同本地的市民進行溝通聯系。因此當《華西都市報》所引領的“華西模式”在市場經濟中獲得成功后,激發了相應的都市報熱潮帶動了都市報這一新的報刊類型。《南方都市報》《大河報》《新京報》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都市報相繼創刊,并立足其所在的都市,服務當地市民,以市井新聞為內容主打方向。全國范圍內涌現一種都市報熱。

  相對于20 世紀80 年代新聞對重大事件的強調,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小報化”、都市報熱成功將“社會新聞”這個增量引爆,并以此為基礎,重新建立報紙與市民百姓之間的聯系。在這個過程之中,傳統的“為人民服務”等的理念在這個過程中變成“為受眾服務”,“群眾辦報”在現實過程中也變成了“群眾熱線”等通訊員形式。新聞的第一現場與第一手報道成為了都市新聞爭奪的焦點。市井的品味,小報的報格一度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報紙的流行狀態。同時,在市場競爭激烈過程中,“多元化的受眾需求”成為新聞市場之中激烈競爭的焦點。在這個過程之中,新聞故事化成了滿足市井新聞需要說采取的策略。這種新聞故事化的方式,“注重細節的描繪、人物的刻畫、場景的再現、背景的交代等,把新聞事實當作一個故事敘述出來,這樣的新聞報道不僅形象生動,而且具有立體感和厚度。”[31] 這種新聞故事化的方式,使得“軟新聞”、新聞策劃、新聞炒作等大行其道,并侵占了硬新聞的空間。立足硬新聞傳統的大報大刊反而顯得不知所措。

  這本身也是新聞傳播化、營銷化的結果。有學者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中國報紙真正邁入了市場營銷的時代。”[32] 事實上,不獨報紙,幾乎當時中國的媒體基本上都積極展開市場營銷。在市場背景下,如何進行新聞選題策劃,如何進行新聞資源開發,如何實現報道選題科學化,如何實現新聞組織結構改革以適應新聞資源開發的需求等問題成為學界和業界同樣關注的問題。事實上,這些問題關系到新聞媒體如何在市場環境下,如何通過專業的新聞實踐方式,用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新聞信息生產價值。在這個過程中,曾經一度非正式的組織形式,也伴隨著中國媒體市場的成熟而機制化,內腦與外腦結合[33] 。圍繞著媒體內部如何通過提升新聞從業人員(主要是記者和編輯)的專業素養,增強新聞專業程度與新聞報道的策劃能力等問題,媒體對策劃型記者和編輯的強調一時間蔚然成風。[34] 這本身也是中國新聞業在走向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對自身組織協調能力的再建以及對新聞從業人員素質的市場規訓。

  (二)新聞專業主義:公共領域與深度報道的興起

  在新聞觀念傳播學化過程中,新聞實踐強調的是價值中立,不偏不倚的信息。職業新聞人強調“新聞就是要把真相拿出來”[35] 。但是,“真相”如何再現? 在“真相”再現過程中媒介發揮怎樣作用? 新聞再現方式對真相產生怎樣影響? 這些問題都被懸置了。在這種強調“真相”的專業主義新聞實踐中,專業的新聞工作者遵守專業主義新聞倫理,成為新聞品質的保障。

  這種狀況同樣構成了新聞業市場化發展過程中,以“硬新聞”著稱的《中國青年報》的子刊《冰點》于1995 年1 月6 日橫空出世,以及已經在新聞市場中取得成功的都市報如《華西都市報》《南方都市報》等的“主流媒體化”。作為當時差異化新聞資源開發的代表,《冰點》發刊詞強調:“在不放棄社會‘熱點’‘焦點’同時,更多地去關注尚不那么顯著的人群和事物,更多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與想法,更多發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見。”這實際上也是當時《中國青年報》的“小報化”策略。《冰點》創刊整版是王偉群團隊采寫的《北京最后的糞桶》,將對普通人普通事情的關注放大。此后《冰點》陸續刊登了諸如《哪是我的家?》《302 路有軌電車》《當年落戶在留村》《五叔五嬸》等文章。這種平民化、生活化的寫作,充分發揮了《中國青年報》作為一家以硬新聞著稱的主流媒體在社會新聞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優勢,將個體與大時代緊密勾連在了一起,并讓特稿這種文體呈現復活振興的趨勢。同時,在這種平民化、生活化的寫作過程中,這種專業主義的特稿寫作也成功將人性的敘事納入到了新聞敘事之中。在傳媒的實踐之中,一種市場公共領域正在逐步形成,最典型的當數孫志剛事件。

  2003 年4 月25 日《南方都市報》以《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27 歲大學生廣州街頭被抓三天后猝死,尸檢表明死前曾遭暴打》為題報道了這一事件。隨后,《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華東版)、中央電視臺等媒體都陸續從社會法制的角度切入,以推動社會良善治理之名,對該事件進行廣泛關注。[36] 在這個過程中,專家與社會各階層關于事件的態度和認知等均被媒體報道,媒體儼然發揮著公共領域的職能。最后一則報道帶來一項制度廢除的神話,鼓舞著中國新聞輿論監督。一批深入調研、進行深度報道、撰寫調查報道的記者如王克勤、盧躍剛、胡舒立、柴靜等也備受關注,成為那個時代的文化英雄和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

  市場的發育與成熟,也帶來相應的企業報道、行業報道的走紅,秦朔、胡泳等知名記者在這個過程中形成行業的品牌。這種對新聞生產中生產主體的品牌化和明星化的強調,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新聞語態,央視是這個過程中的典型[37] 。新聞故事化以及標榜師從歐美“扒糞運動”的調查性報道,構成了這一期的一體兩面。將這二者結合最好的當數當時央視的品牌新聞欄目《新聞調查》。尤其是柴靜作為出境記者的節目中,將新聞調查通過故事化形態呈現,并利用了情節劇的元素,內容也充滿了戲劇性與文學性。這種風格同樣充斥在她后來的自傳《看見》之中[38] 。《新聞調查》在這時期的媒介市場中以一種儀式方式建構自己的社會文化位置。

  只是,這種熱鬧的新聞公共領域與新聞監督,同樣存在著它本身的“黨性”———其背后隱藏著城市中心主義,新聞框架是都市中產階級的認知基模。正如呂新雨所分析的:“‘孫志剛’,一個誤死大學生的身份符號背后是他們無名的巨大的創傷性體驗;或是以‘物’的形式而存在,城市的大眾傳媒中的社會新聞充滿了礦難、爆炸、死亡、犯罪、血淋淋、傷殘、尸體……這些是他們進入大眾傳媒視野的理由,即只有當他們被當作‘身體’:血、肉、欲望還有眼淚,一種生物性的存在的時候,他們才獲得進入大眾傳媒視野的可能。但當我們看到的只是被抽離了真實的痛楚感的災難,以及眼淚、尸體與遺骸這些物的存在之時,被壓抑的主體就永遠只能是匿名的存在。”[39]

  三、互聯網時代:挑戰與有機性的重塑

  互聯網時代傳統媒體同互聯網二者之間的關系,一直處在一種挑戰-回應的博弈之中。在學者胡凌看來,互聯網在中國本身就是一個“非法興起”的過程:“早期互聯網為吸引用戶,需要在短時間內集聚大量免費內容,這不僅是資本擴張的需要,也是創業者逐漸達成的共識。這一階段的互聯網看上去和傳統媒體模式類似,都采用了免費內容加廣告的營利模式。免費內容大多來自未經許可使用傳統渠道發行出版的圖書、音樂和影視作品,將其數字化供用戶免費使用。”[40] 商業網站在早期是傳統媒體內容的寄生者:網站搬運著傳統媒體的內容,并將之數字化同時在版面、內容策劃與開發等層面借鑒了報紙的形態,從傳統的媒體挖人才。

  (一)商業網站“非法興起”對新聞業的挑戰

  當時傳統媒體忙著跑馬圈地,進行市場營銷,忽視了它們眼中并不專業的互聯網。在市場中崛起并大獲成功的都市報很快遭遇發展的瓶頸。在持續幾年營收下滑狀況下,報業寒冬論一度彌漫。在積極面對這個危機的過程中,報紙行業發現,問題主要來自外部———由于當時中國知識產權體系不完善,網站在現實的日常實踐之中將報紙的內容抓取過來,構成它們變現的流量。在此前,報紙也默許這種行為,然而在所謂“報業寒冬”背景下,這種“不勞而獲”的行為遭到了抵制———“2005 年中國都市報研究會總編輯年會”上出臺的《南京宣言》倡導“全國報界應當聯合起來,積極運用法律武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改變新聞產品被商業網站無償或廉價使用的現狀”[41] 。

  正是出于對這種危機的回應,互聯網開始積極建構自身的獨特性。當時國內對“微內容”概念的引進,在某種意義上而言似乎解決了商業網站的合法性問題,并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影響了商業網站產品形式與內容。“微內容”在概念層面上,強調其作為web2. 0 時代的產物,產生于后現代社會的語境,是源于對傳統媒體中眾所周知的那種宏內容、重要內容或“巨內容”[42] 形式和傳播方式的一種反叛。“微內容”是:“最小的獨立的內容數據,如一個簡單鏈接的一篇網志,一張圖片、音頻、視頻,一個關于作者、標題的元數據,E-mail 的主題,RSS 內容列表等。”[43] 而在“微內容”這一觀念的創造者Jakob Nielsen 看來,“微內容”是“用來描述一個網頁上所顯示的‘超小文字段’(microcontent),比如頁頭與標題。這種文字段所承載著的任務和它的意義不能以字數來衡量。他們在整個網頁的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非同尋常。”[44] 當時國內在譯介與轉述國外概念,最后形成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微內容是互聯網用戶上傳到網上的任何數據。[45] 以價值重構之名,“微內容”的概念使得商業網站擺脫了內容層面上“抄襲”“侵權”的污名:商業網站本身在生產同傳統媒體所代表的“宏內容”“巨內容”不一樣的“微內容”,并非只是傳統媒體內容的搬運工,它本身具有自身的價值與獨特性。

  (二)移動互聯網階段:新媒體平臺霸權與新聞生產的危機

  這種“微內容”的形態與價值真正要到微博以及后來的微信上才體現出來———而這正是互聯網向移動互聯網發展階段。盡管2007 年中國版推特———飯否已經奠定了中文微博客140 字的形式,但是真正對新聞業產生影響則當數新浪微博。據稱新浪微博延續著新浪作為新聞門戶以來的新聞基因[46] 。這種新聞基因的背后,則是一整套平臺資本的邏輯———爭取最大的眼球經濟,而分工、獎懲等也都與之掛鉤:“接手微博的陳彤,在上線不到一周的時間里,制定了新浪微博名人戰略的目標和任務,新浪所有部門每人每周最少要完成20 人的工作量,而且要保證拉來的用戶足夠活躍,否則部門主管領導和個人都會受到罰款。如果拉到頂級的明星,則會給3000 到10000 數額不等的獎勵。”[47]

  微博的這種主體架構本身是市場背景下不同于傳統新聞業生產的一種有機性的整合。這種建立在最有可能產生商業新聞價值的準“新聞當事人”人群基礎上的社交方式,將潛在的新聞當事人都納入到了UGC 新聞生產模式之中。盡管強調的是“人人都有麥克風”的觀點同國外“草根新聞源于人民,為了人民”(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49] 類似,但是問題在于這種所謂中國化的“草根新聞”名與實的分離:現實之中平臺是以精英社交網絡為主導線索,同時以政務公開吸納政府開官方微博,以“草根”之名將普通人吸納進來的泛新聞生產本身是有濃厚的“黨性”,并不是一種“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狀態,依然遵循的是現實中的“二八法則”。正如王維佳,楊麗娟以吳英案為切入口,通過話語分析與政治傾向分析所指出的,微博大V 基本持有同質化的政治觀念,與這些政治觀念相悖的事實和意見很難進入公共議題的討論中。不僅如此,微博輿論領袖們還具有明確而統一的政治目標,并主動利用網絡空間發起政治動員,試圖影響現實政治決策,甚至推動政治體制變革。[49] 由于記者有通過微博整合內容,尋找選題與關注意見領袖的新聞實踐,這種關注本身則會帶來媒體對相關事件的認知。隨著新浪微博越來越商業化,大V 也和平臺之間建立利益共同體:平臺會根據粉絲規模進行分成,在一個號稱“新浪微博自媒體福布斯富翁排行榜”榜單中,179 萬粉絲量的“營養師顧中一”以15139. 27 元的收益位居榜首。而該榜單沒有新聞記者。[50]

  相對于微博這種公開社交而言,微信公眾號這種建立在私人社交基礎上的盡管在信息生產與分成機制與之類似,但不同的是其進一步帶來傳統的新聞混雜在個人日常生活之中,對于新聞本身人們的認知也逐步走向失重。同時,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二者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逆轉。當騰訊主導的公眾號平臺成為傳統媒體轉型內容寄存的平臺之際,事實上這種商業平臺資本正在通過自身的邏輯對曾經的黨媒進行規訓。2016 年11 月4 日,省級主流媒體———東方網總裁、總編輯徐世平的一封公開信將新媒體的這種膨脹的規訓抖出來。事實上,類似徐世平這樣的地方主流媒體的掌舵者所擔心的新媒體平臺資本主義的這種算法霸權在此后并沒有減弱,而是加強了。在全球范圍內,與傳統媒體緊密結合的媒體建制派與新聞業均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51] ,最突出表現則是在2016 美國大選變成了媒體同特朗普之間的戰爭,主流媒體同民眾之間信任關系破裂[52] 。如果說此前被譽為新媒體總統的奧巴馬在大選與外交之中的新媒體使用還為媒體與學界津津樂道,那么川普更為徹底的“推特治國”則以反建制的方式推動了民眾對建制派精英的不信任[53] ,在建制派的媒體與非建制派的新媒體對立中生成了所謂“后真相時代”[54] 的話語體系。在中國,傳統媒體由于廣告市場被新媒體分流越來越多,業務外包造成的“紙箱包子事件”,華西日報策劃的“孩子回家行動”,湖南衛視的真人秀《變形記》等均在廣泛范圍內引起對新聞策劃與傳媒假事件的廣泛爭議。[55]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主流媒體由于市場競爭與市場利潤的考量,帶來相應新聞生產品質下降,在新聞市場中必須性進一步下降,事實上完成了某種自我邊緣化。

  當新媒體平臺發力新聞產品開發,開出更為優渥條件,引發傳統媒體的跳槽潮之際,實際上鞏固的是新媒體的霸權,同時也加強了新媒體的資本驅動的邏輯。有研究者通過對特定事件解析了平臺機制有可能會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算法審查、信息操控與平臺偏向,從而影響受眾態度。[56] 問題在于,隨著相應的算法完善以及背后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算法的霸權與控制機制越來越難以被感知。尤其是這個過程中諸如大數據、人工智能、VR 等新的信息技術形式被廣泛使用,使得平臺資本的邏輯以凱文凱利式“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57] 的方式自然化了。在中國,伴隨加州硅谷那邊舶來的信息技術、產品概念等,同時舶來的還有加州意識形態( The CalifornianIdeology)。作為控制論、自由市場經濟學和反文化自由主義的混合體,加州意識形態并不僅僅局限在美國,當信息技術與觀念在全球擴散的過程中,其在全球擴散,并成為信息技術神話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中國商業網站的發展借助了尼葛洛龐帝的“歐美風”,那么大數據的一度狂熱則借助了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跨越IT 業界與學界雙重身份的推銷,移動互聯網創業、人工智能、VR 等則自從凱文凱利2010 年訪華之后借助這位所謂“互聯網先知”的光環推動。在這種互聯網神話書寫之中,科學話語與商業利益、現代ICT 產業技術發展與人們日常生活之中的巫術情結等混雜在一起。國內新聞媒體則一直處在鼓噪狀態,方興東對此提出了批判,指出凱文凱利其實是硅谷的邊緣人士,在中國走穴有各種各樣弄虛作假,瘋狂收割互聯網+。[58] 但這種對加州意識形態表象層面的去魅,恰恰強化的是加州神話,同時也擋不住美國曾經的“山顛之城”的迷思被以某種樂觀主義技術決定論的方式轉變成為某種技術本質主義的烏托邦,在這種烏托邦中技術本身呈現出進化態勢,人只能被動適應、追隨科技的發展。美國的杰斐遜共和主義原本作為美國一個特定時期的“地方理念”,伴隨著信息技術在世界范圍內擴散也再次復興,作為互聯網的神話內置的價值被賦予了所謂的規律性與普世性。

  與之配套的是知識生產領域,如傳播研究領域和大眾文化的主流觀念中“將數字化和網絡新媒體的發展塑造成技術奇觀,并不斷為其賦予民主、開放、去中心化的政治經濟屬性。”[59] 這種浪漫主義的敘事建構,使得新媒體的訊息的生產獲得了某種合法性,主流學界與大眾文化也不追問更加依賴于技術,形式上更為精確化的大數據新聞、新聞的人工智能化生產、VR 等新聞存在的問題。然而,大數據新聞本質上是一套“算法新聞”,算法的邏輯與邏輯架構者的意圖隱藏在數據后,以一種理性的意識形態方式運作,而傳播研究領域與大眾文化的主流觀念中也習慣將大數據的本質視為“一種更加精準、精確、精妙描繪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認知方法”[60] ,而忽視了這種數據化理性在將描述社會行為過程中本身精確與精準是需要打問號的。同時,大數據背后數據本身存在收集、加工、分類等問題,尤其在近期馬蜂窩這樣行業獨角獸數據造假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AI)為訊息產品主打品牌的“今日頭條”號稱通過所謂的用戶畫像-自然語言理解-協同過濾等方式將聚集的訊息推送給特定的用戶,然而在獲得巨大規模用戶之后,“廣告鋪天蓋地,治療失眠、鼻炎、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的‘秘方’各式各樣,應有盡有”,虛假廣告橫行,“亂象叢生”[61] 。2015 年9 月10 日,騰訊推出了國內第一篇由Dreamwriter 撰寫的“機器人新聞”之后,新華社推出了“快筆小新”,今日頭條推出了“張小明”,阿里巴巴與第一財經推出了“DT稿王”、南方都市報推出了機器人“小南”。在這樣一股機器人新聞實踐之中,至于何謂新聞,則很少有人再去關注了。在這種技術潮流沖擊之下,在技術升級和媒體融合的大勢所趨之中,工業時代歐美形成的新聞理念與專業主義價值遭到了瓦解,正如王維佳所言:“在資本創造性破壞的顛覆力量之下,任何工業時代的‘傳統因素’都只剩下一點倫理和政治上的爭辯空間,喪失了所有現實經濟的合理性。新聞業的變革,改變的不僅是盈利模式和生產流程,也在改變著社會的權力結構。在這些變化的過程中,新聞人,這個秉持專業主義標準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個在歷史上扮演了現代進步倡導者和社會責任承擔者角色的群體,正在喪失公共議題的發言權和議題主導權。”[62]

  (三)重建新媒體時代新聞事業的社會有機性

  在這種資本邏輯主導的傳媒業變革與秩序重構的過程中,專業主義作為一種唱響挽歌的傳統日趨邊緣。事實上也反映了當初試圖通過專業主義新聞生產與社會互動,在市場之中建構公共領域的社會整合機制的失敗。在這個過程中,對新聞專業主義以一種“美好的過去”的方式重提的觀點也在學界不斷被提出[63] 。太平洋彼岸同樣也陷入到了某種專業主義的黃昏之中。這種專業主義成也市場,敗也市場。這種作為行業自治與爭取社會系統中自主性的專業主義話語所代表的李普曼式政治整合方案,已經唱響了挽歌。

  在重建新媒體時代新聞事業的社會有機性中,恰恰需要的是“把政治帶回來”[64] 。在經歷了“去政治化的政治”在中國新聞領域因最后被資本牽引,無法完成整合社會任務的失敗之后,在這個“否定之否定”過程中再次浮出地表的是“把革命帶回來”[65] ,是對曾經中國革命中“群眾辦報”“全黨辦報”這樣經驗的再次發掘,重建新媒體時代新聞事業的社會有機性。這種有機性的重構,本身是要跳出當下資本邏輯主導的媒介融合。在這種媒介融合之中,“傳統媒體在新媒體的平臺上經營起‘自媒體’的公號,做著勤勞致富的小農經濟的發財致富夢。但是終究無法避免淪為平臺商的佃農命運。自媒體的分散和原子化,使得最起碼的議價資本都沒有,除了一點可憐的‘打賞’,這也就是將討飯的功能放給了自媒體,而所有的廣告經營基本都與‘佃農’ / ‘碼農’無關”[66] 。這種媒體融合,本身是主流媒體的自我邊緣化與自我民工化———而這恰恰是傳統媒體在媒介融合過程中一直關注的是資本市場中的生存邏輯,而不是政治邏輯的結果。

  習近平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對互聯網提出了宏愿:“互聯網是傳播人類優秀文化、弘揚正能量的重要載體。中國愿通過互聯網架設國際交流橋梁,推動世界優秀文化交流互鑒,推動各國人民情感交流、心靈溝通。”[67] 在這種世界文化、情感、心靈溝通交流,并不是資本邏輯主導的媒體融合能夠解決的。他在論述媒介融合之際曾強調,要“堅持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優勢互補、一體發展,堅持先進技術為支撐、內容建設為根本,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著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確保融合發展沿著正確方向推進。”[68] 學者呂新雨在對這段話讀解之后分析認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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